（二）党的纪律与党内法规 党的纪律（党纪）与党内法规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并列关系、交叉关系还是包含关系？首先，广义的党纪概念，包含党内法规。

它有意识地把儒家学说构成一家独尊的统治意识形态，乃至于将其宗教化，当然也不符现实需要。这个差别在今天仍然可以清楚地见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

由于WJP倾向于把中国的非正式正义等同于西方自身的ADR，所以一直没有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调解体系。再则是过度形式化而无顾实质的问题。笔者青年时曾在台湾师从经学家爱新觉罗·毓鋆（俗姓刘，康有为的第三代天游辈弟子，后来在台湾的经学界中影响颇大），对刘毓鋆老师讲授的这些（公羊）家法至今记忆犹新。对待物质世界，我们可以追求普适的、可确定的、绝对的规律，一如牛顿时代的物理学那样。说明长期以来实用道德主义在中国古今正义体系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同时，中国的法律体系也重视实用，在婚姻法、继承法和侵权法等立法实例中尤其显著。笔者在之前的研究中，探索了道德理念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直接挑战韦伯（以及美国兰德尔古典正统）所强调的现代法律必须是去道德化的形式理性法律的观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了党内法规体系，尽管用逗号把党内法规体系与之前的四个体系隔开，但它毕竟被纳入了法治体系范畴。

另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等单位，它们如果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要承担行政、经济、民事甚至刑事法律责任。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而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党治国理政不仅要依靠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推进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而且要依靠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推进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26] 习近平总书记有时也把纪律和规矩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使用。李大钊《国情》曰：以新约法为物，无吾侪管窥法理之馀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我国法治体系的事实确认和文件表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和必要性，非但无可厚非，反而应当赞许。（二）党的纪律与党内法规 党的纪律（党纪）与党内法规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并列关系、交叉关系还是包含关系？首先，广义的党纪概念，包含党内法规。

换言之，在国家法律体系方面，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地方性法规由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它们的名称是与其立法主体、立法职权、法律位阶等相对应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这些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总结提炼出来，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应该说是实现了党内法规建设的与时俱进。从实践发展的线索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党内法规方面，其调整规范的是特定主体——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行为，党组织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等动态方式不叫行为而是称为活动工作。

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使所有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法律法规。中央党内法规规定的事项包括：党的性质和宗旨、路线和纲领、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无论何者为主，都应当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相结合，坚持宪法原则、党章精神和法治思维、法治原则。三，将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规定为并列存在的两个既不完全相同又有相互交集的交叉概念。

而党内法规只适用于中国公民和中国政党组织中的特定主体。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要针对现阶段党纪存在的主要问题，更加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讲政治、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永远排在首要位置。

它查处的范围不仅涉及一般违反党纪、党规、党内法规的行为，而且涉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公序良俗、行政纪律等行为规范的行为。社会关系反映的是法律调整对象的本质，社会行为体现的是法律所规范作用的对象本身。

[6]1990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专门定义了党内法规的概念，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并对党内法规的名称、适用范围、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作了规定。[22] 参见前引1，李林文。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检查监督机关，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而不是党内法规党章党规党法的检查委员会。二，将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规定为从属于党的规矩的下位概念，一般不对党的纪律和党内法规做广义解释和使用。在党纪方面，严重违犯党纪的党组织要承担改组、解散违纪后果，对于受到解散处理的党组织中的党员，应当逐个审查。可见，制度既是一种行为规则，也是一种规范体系。

[21] 党的规矩也有广义与狭义的分别。党内法规的制定权限划分，除了上述六个方面专属中央党内法规的事项外，制定地方党内法规均可涉足。

党员义务和权利方面的基本制度。[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例如某个党员在公共场合吸烟，违反了国家的有关禁烟规定。但是，中国法理学需要进一步研究回答的是，法治与法治体系的联系和区别，尤其是作为国家意志的法治变为法治体系后，为什么体现执政党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被纳入国家法治体系范畴，从而使法治体系成为国家意志和执政党意志的双意志体系，成为国家强制力与执政党强制力的双强制规范治理结构体系。

两者调整规范对象的相同之处，是行为，即在国家法律法规方面，其调整规范的是公民、法人等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党内法规仅适用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

2015年9月9日中纪委王岐山书记在京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外方代表时指出：执政党的使命决定了必须从严治党，执政党对人民的承诺就是它的使命。实际上，定义的基本功能就相当于GPS在物理世界的坐标和定位，应当具有精准度、唯一性和排他性。

只有打牢党内法规的政理之基，夯实党内法规的法理之本，其研究才能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普遍性、生命力和战斗力，才能成为真正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成果。在我们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政党模式下，党领导和实施治国理政，既要治党治国治军三位一体共同治理，也要党纪国法军规三位一体共同建设。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巡视工作条例修订稿时的讲话》，2015年6月11日。党内法规作为执政党的行为规则，具有制定主体的特定性，适用范围的普遍性，基本功能的规范性等基本特征，[10]是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8] 参见前引9，李忠书，第19-20页。研究党内法规的理论问题，不仅要研究其蕴含的政理，而且要研究其内存的法理。在党的主要文件中，规矩既不相同于纪律，也不等同于纪律，所以我们党反复强调要讲规矩有纪律，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根据钱学森先生的设想，法治系统工程首先要构筑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传统，即一个以宪法和党章为最高层次，以下由法律、法规、法令等组成的多层次规范控制系统。

党内法规建设无疑是通向远大理想的制度桥梁，是实现奋斗目标的规范保障，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必由之路。否则，社会规范就会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

这一规定既体现了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原则，又体现了纪法衔接、法纪统一的理念。因此，一方面，应当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更加科学严谨地界定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这三个概念，赋予它们确定性内涵。